爭取權利，“文”是上策，“武”是下策，然而對于中國工人，一不能文，二不能武，等待他們的，往往只剩下束手無策。
不過，縱有千般道理，對于企業(yè)這種機器，成本與收益是唯一的分析路徑，道德上的聲討只適合錦上添花。
對富士康而言，外有人民幣升值、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之憂，內有產業(yè)升級、勞動力成本上升之患；前有郭臺銘年增長三成的“軍令如山”，后有比亞迪的王傳福不斷蠶食市場份額的“窮追猛打”；四面楚歌之下，面對弱勢的勞工，管理投入的缺位似乎順理成章。
若再次隱去富士康三字，這份外憂內患依舊可以套用到幾乎任何一個勞動密集型企業(yè)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這只小麻雀身上的毒瘤，恐怕亦是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(yè)的頑疾。
重癥需猛藥
據世行估計，“人口紅利”的結構性優(yōu)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30％以上，然而，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，將描繪出一幅獨一無二的人口結構變化曲線，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統(tǒng)計，2009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達到72.35％的峰值，之后直接的“人口紅利”總量將步入下行通道，隨著富余勞動力的減少，幾乎可以預見勞動力工資將由平緩上升完成向陡峭上升的轉變。
相比于利用“用工荒”倒逼產業(yè)升級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，我更期待“用工荒”可以倒逼強勢的企業(yè)讓渡話語權，將欠下的與應給的一并奉還。
至少，在聲稱改善“企業(yè)文化”之時，可以多想想“人”，少想想“人力”，多想想“尊嚴”，少想想“成本”。
畢竟，人的尊嚴遠比人力成本聽起來更像話一點。
